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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禧与戊戌变法的关系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

2016-06-28 23:47:45 来源:kk历史网

   戊戌变法与慈禧的关系是什么?戊戌变法的结局是戊戌六君子死的死,逃亡的逃亡,光绪皇帝遭到软禁。慈禧在这件事上成为了千古罪人,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否有些被我们遗漏了。据说对于戊戌变法慈禧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大的反对情绪,这是为什么呢?一起来看看。

慈禧太后-kk历史网

  百年辛亥纪念在即,市场上研究清末新政的图书逐渐多了起来。在众多的图书当中,我发现两岸三地共同出版的李刚先生的《辛亥前夜:大清帝国最后十年》一书颇为特别,它以晚清帝国最后的十年(1901-1911)为观察时限,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晚清风云和诸多人物的活动场景。这些人,从地方督抚到中央大员,从落魄的公车举子到涉足外洋的海外学人,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到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,从慈禧、光绪、载沣以至宣统时代的王室成员到李鸿章、袁世凯、张之洞等一个个活跃的汉人阁僚等,不一而足。更有意思的是,这些活跃在帝国舞台上的各色人等,在作者灵动的文字和抽丝剥茧的笔锋下,一个个均神韵勃发并彰显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。

  “老佛爷”慈禧,在后人看来莫过于帝国最为阴毒可怕、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了!“女人祸国”,多是人们对她与女皇武则天的评价。即便在她离世后,人们也多不改对她的负面评价,反而日益加深了对慈禧的厌恶,加重了对光绪的同情。但在作者笔下,慈禧并非一个老态龙钟的帝国执政者,而是头脑清醒,执事刚毅,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势和魄力。

  “复杂”的慈禧

  慈禧离世的1908年,乃清光绪三十四年。如果将此年份安放在整个动荡不安的晚清历史“大变局”之中,这并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因为,往前八年,是整个华北地区侵扰不安的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,以及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;再往后的三年,是起于武昌并致满清大厦倾覆的辛亥革命。但是,就是这看似并不起眼的年份,却注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要写下一笔。该年的8月27日,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——《钦定宪法大纲》——诞生了!

  《钦定宪法大纲》与其说出自垂死的满清朝廷,毋宁说来自于当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之手。尽管它强调了“大清帝国万世一系,永永尊戴”的旨意,但是它也附着了一个中国版的《权利法案》,规定:“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,所有言论、著作、出版及集会、结社等事,均准其自由。”问题来了——这个“老妖婆”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要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举动?是良心发现,还是“人之将死,其‘举’也善”,甚或是为了挽救自己日益败坏的名声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?

  理性和愤青,是人们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。我知道,在当前的语境中,如何客观地评价慈禧,这是需要勇气的,否则就要被冠以“翻案”的嫌疑。研究具象的历史人物,要想剥去被后人强加上去的或神圣或卑鄙的外衣,只有将他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,才有讨论的前提和考察的意义。摆脱情感和道德的因素,这是评价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历史人物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  慈禧是个复杂的人。恰如李刚所言,慈禧“首先是一个嗜权如命的统治者”和“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”。试想,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斗争中,一个皇族女人不懂政治、不甚精明意味着什么,结果可想而知。慈禧是靠“辛酉政变”、扳倒了顾命八大臣起家的。
    当政期间(1860-1908),虽然后期还政光绪,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晚清决策的核心人物。在其执政时期,面临内忧外患,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,满汉一家。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,历史学者很少提到慈禧,但这项近代化运动无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,因为在集权体制下,没有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支持和理解,革新措施无从谈起。可以说,没有慈禧,就没有洋务运动,当成定论。戊戌维新呢,说她是杀害“戊戌六君子”的“刽子手”,确是事实,但说慈禧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变革,完全是带着“有色眼镜”说话。
    光绪下诏废八股时,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。他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。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,初五就得到批准。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。维新导致百日夭折的结果在于维新党人的急躁冒进,逼迫慈禧走向了对立面而已。

  比康有为“走得更远”

  晚清新政十年,从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1901年算起。一年前的1900年,慈禧纵容义和团导致京城“人头滚滚,尸积如丘”的惨状,确实是其一生“罪不容诛”的证据之一。用义和团来排外,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。她轻信了刚毅等人的胡言乱语,也有逞“灭杀洋人嚣张之气”的一时之勇,但就此说她仅有“妇人之见”恐非事实。但随着“法术不破金身”等“谎言”的破灭,慈禧清醒了过来,义和团很快也从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的“义民”回归为“妖言惑众”的“拳匪”,成了八国联军与清军的共同敌人,身份转变之快,外界始料未及。第二年的1月7日,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,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。

  慈禧在“西狩”之中就已经反思自己的行为了。是被打怕了,还是幡然醒悟了,史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。总之,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,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,其中的许多措施,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,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。例如:

  1900年12月,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《变法诏书》:“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,无一成不变之治法……总之,法令不更,锢习不破,欲求振作,当议更张。”其改革内容为“参酌中西要政,举凡朝章国政,吏治民生,学校科举,军政财政,当因当革,当省当并,或取诸人,或求诸己,如何而国势始兴,如何而人才始出,如何而度支始裕,如何而武备始修”。并说“误国家者在一私字,困天下者在一例字”,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。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,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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